笔者读了刘维忠厅长的两篇文章《欠发达地区中医药工作的实践与探索》、《医改的中医之路》感受颇深。文章的精髓是：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本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这一句话阐明了医改的正确方向。
与其他省份相比，甘肃医改有六项内容(多加了一项“中医药”)，且包括六个配套的文件，全部都有中医药内容，每个环节上都谈到中医;中医的拔火罐、针灸等治疗技术新农合百分之百报销，这不但降低了医疗费用，更主要的是发展了中医药，促进了基层中医的茁壮成长。由此，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初，当赤脚医生的一些往事。
跟北京医疗队学中医
笔者是1970年开始学医的，由于家传，十四岁进药店当学徒。70年代初北京医疗队下乡支农，有幸在医疗队的培养下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当时北京医疗队下乡，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决心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赤脚医生;而现在我们这里农村卫生室工作的医生大部分是那个年代北京医疗队培养的赤脚医生。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肚子都吃不饱，北京医疗队的每一个队员都以饱满的热情忘我地工作，认真教学，严谨治学，白天工作晚上教学，一边教学一边实践，从基础到临床对我们一丝不苟，教的内容切合实际，学了就能用。还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编成顺口溜，易记易懂。
我们每天早起1小时记汤头，背药性、脉诀、《医学三字经》、西医基础。当时一群年轻人学得非常好，因为能作一名赤脚医生是很光荣的事。北京医疗队走后，我们还不断与他们联系取经。现在这些赤脚医生都年过半百，是留在农村的医疗主力，好多已成为当地名医。
原来村里有一名老中医看病，病人很多，北京医疗队来后又培养了我们两名年轻医生(当时中西医都学，我注重学中医，另一位女同志注重学西医及新法接生)。我们村有1900多农民，村卫生室有4人，担负着全村的防病治病、两管五改、计划生育、妇女保健、计划免疫等工作，那时国家不给钱，我们也挣工分，那可真是用最低的费用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自制的中成药50多种
村卫生室有中药300多种，其中自种自采自收的中药材有70多种，中西成药100多种，我们自制的中成药50多种。有很多丸、丹、膏、散等中成药是零成本，如：麻杏石甘散等，其中的中药材都是我们自种自采的。
村卫生室有七亩地，种20几种中药材，年年丰收，除自用外一部分卖给收购站。那时，一个农民一年参加合作医疗，生产队每人每年交3元钱，看一次病才收费0.2元，可我们村卫生室有价值1万元的药材，在当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即使那时人很穷，看病有人赊账，卫生室也办得红红火火。
除了自种自采药材外，我们还大力宣传普及中药知识，每个农民都认识很多种中药材。平田整地时会挖到甘草，收割麦子时会收到王不留行子，收割胡麻时会收到菟丝子等等，这些中药材农民都会收起来送到村卫生室，可以换人民币;因为当时送药材到收购站属资本主义行为，要批判的，送卫生室则不同。普及中医药那时可真是从娃娃抓起，因学生都认识当地产的中草药，小学生送来药材可以换本子、铅笔、墨水。由此，村卫生室每年卖给国家的药材款有好几千，保障了卫生室的发展。
当时卫生室很多偏方、验方、单方很有效
我们运用简单的方法：如针灸、火罐、刮痧、推拿、吃自制的中成药，疗效非常好。当时卫生室有很多偏方、验方、单方很有效，如：百草霜和白糖凉水调服，治疗鼻衄几分钟见效;拉肚子马齿笕煮熟吃就能好;带状疱疹菟丝子用香油调敷患处，马上止痛;蛋黄油治烫伤等等都非常好。那时主要药品是中草药和中成药，成本低疗效好，很少打针更不要说是输液了。
中药价格低、疗效好、副作用小，为什么吃中药的人少了呢?这里有很多原因，正如刘厅长所说吃中药不是牛吃草，得有中医大夫开，可现在能用中医治好病的大夫不多了。前几年中医院大部分亏损，发不出工资，国家花大力气培养的中医不是改学西医就是设法调走或改行。这几年中医政策好了，从事西医的人员又陆续归队了。
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名医是谁培养出来的，不是学校而是病人。朱良春讲“中医生命在临床，临床生命在疗效”，因此疗效是硬道理。广大农村各种各样的病患是培养名中医的肥沃土壤，中医的根就在民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