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火
古代人们理解大自然,尝试为自然现象分类,并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文化归纳。因此,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之一。古称火为“阳之精”,如《后五行志》中说:“火者,阳之精也,火性炎。”清代人顾炎武说:“人用火必取之木,而复有四时五行之变。《素问》黄帝言: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周礼》:季春出火贵其新者,少火之义也。今日一切取之于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病痰之多,年寿自减,有之来矣。”他认为取火用木,则符合五行生克制化之理,索用它法则违背的自然生态平衡的规律,而且不利于人体的健康,这表明火的索取与利用对人体的健康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作为五行之一的火,有气而无质,可以生杀万物,神妙无穷。同时古人来还认为,独有火在五行中有二,其他都只有一。所谓的二者,是指火有阴火和阳火之分。古人又把火分成天火、地火、人火三种,认为天火有四种,地火有五种,人火有三种。“天之阳火有二:太阳,真火;星精,飞火。天之阴火有二:龙火(称龙口有火)、雷火。地之阳火有三:钻木之火、击石之火、戛金之火。地之阴火有二:石油之火(古人称油贮存到一定数量会自然起火)、水中之火(古人称江湖河海,夜动有火)。人之阳火有一:丙丁君火(就是心、小肠的所谓离火)。人之阴火有二,命门相火(谓起于北海,称坎火,游行三焦寄位肝胆),三昧之火(纯阳,乾火)。”阳火总共六种,阴火总共六种,二者共十二种。
当人们文明程度的进步之后,文字的产生与火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如汉字中有多少个与火字旁有关的字我们已无法说清楚,但从这些记载我国文明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凡的意义与指向。
中医所说的火
中医所说的“火”,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说法,因为火有炽热、亢进、燔灼等特性,所以,当人体出现发热、亢奋、煎灼体液等病理现象时,中医就认为与火有关,而以火名之。例如,一个患牙痛的病人,表现有牙龈红肿溃烂,口干渴喜饮凉水,大便干燥,小便黄赤等症状时,中医就说他是“胃火亢盛”。与此同时,当一个出现怕冷、脉微细、但欲寐等表现,中医就认为这个人的体内“火弱”了,需要给体内助阳壮火,这些都是借鉴了自然火之特性。
中医说的火,在《内经》中有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区别。生理性的火是指人体的热能,它是推动人体各种生理功能的动力,称之为“少火”。少,有温煦柔和,不亢不烈的意思,《内经》说:“少火生气”,这个“气”就是指人体的生理功能而言。民间有“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的俗语,“火力”,当是少火的俗称。少火充旺,身体机能自然强盛,能耐得凛凛寒气。反之,火力不足,就会畏寒肢冷,虽厚衣重被,依然瑟缩不暖,这种情况中医也称为“阳气虚”。所以,少火其实也是阳气的别称。
人体内的病理性的火,叫做“壮火”,这个“壮”是相对“少”说的,意在表明它的破坏作用,并不是热能增多的意思。壮火能消耗人的“津液”(指具有营养作用的体液),耗散人的“正气”,所以《内经》又说:“壮火食气。”“食”即侵蚀、消耗之意。所以,专家说:“壮火不可留,少火不可灭。”
与此同时,当人们认识药物的时候,也引进了“火”的概念,如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性,温与热,就是火的特性,就是火在药物中的特点。而利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来对抗人体内的寒热温凉,《内经》称之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中医的五行学说,以及五脏理论的相火、龙雷之火、命门之火等等,无不以火的内涵来说明问题,凡此种种均是借鉴自然火的特性说明中医之理。
火与扶阳理论
由于火的意念与自然界的火具有相同的意义与内涵,而人体内的生命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火的支撑。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生命之火的燃烧过程,而且人的生命之火,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故此,人体内的火力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如何通过中医中药的调整与补给,来增添生命之火力,这便是中医扶阳理论之源头。
从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我们可以看出113方中,应用姜、桂、附的方药占大半,可见张仲景擅于应用辛温扶阳药物,来振奋人体内的火力而达到驱病和强身目的。从《伤寒论》的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受“寒邪”侵袭之后,最易伤及的仍然是人体的阳气,而阳气的根本就是人体的生命之火力。也就是说,人们从火的利用与引用上,找到了中医扶阳理论的渊源。
由于人体生命之力低下,这便形成了所谓的三阴证体质,形成或是导致三阴证体质的因素甚多,而阴证之形成,当然最重要的是体质,或者说禀赋属素体阳虚者。此外,与饮食劳倦、房室不节有关。还有更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医者不识阴阳,不分体质,对素体阳虚者既病之后滥用、误用、多用、久用寒凉滋腻,更伤其不足或虚衰之阳。尤其是头面虚火引起的多种这样的病证,从外表来,颇似阳证者甚多,其实根本仍然是阴证,而医者每多忽视阴证,错把虚火当成阳证来治。
因此,火神派鼻祖郑钦安先生,在其《医理真传》与《医法圆通》两书之中,几乎在每一病证之后,都要批评市医积习,这一积习便是不独立思考,不思治病求本,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见血投凉,又多用套路套方,如一见便秘即用大黄、当归、白芍、蜂蜜、麻仁、郁李仁,一见小便不利,便是木通、车前、滑石之类;更视峻药如虎,力图平淡稳当。小病犹可,大病则往往误人。
由此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