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学是中国历代医药工作者，在长达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以古代哲学、自然科学为指导，摸索总结出来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学科。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疗效之奇特确切，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医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贡献。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1. 春秋战国——中医理论体系的孕育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几大学术流派相继诞生。(道家、儒家、法家)元气论自然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在战国末年已具雏形，这些为医家总结医疗经验，形成理性认识，建构医学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方法工具。此外，始自殷商，医师专业分化，且分工日细，医疗经验迅速增多，又为理论总结准备了充分的素材和资料。一些理论雏型，如病因学的“六气说”等相继出现。

　　2. 秦汉——中医理论体系奠基阶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积极推行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等政策，文化一统成为当时基本趋势。医学家也在这一大趋势中，求同存异，建构了统一的中医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两大标志。其一为《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尚待确定，一般认为书中大部分内容系秦汉医家所作，它系统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药经验，后世尊为医经之祖。全书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收集医学论文168篇，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诊疗、养生等，其内容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用药等等，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今天的《中医基础理论》仍然没有超出它的范围。

　　其二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出现的3部重要医药著作，标志着中医学独特理论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第一部是《难经》，成书于汉代，相传系秦越人(扁鹊)所著。全书以提问质疑的形式列出81个问答，称为“八十一难”。该书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内容，特别是对脉诊与针灸阐发较深。补充与发展了《黄帝内经》的某些内容，与《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是《神农本草经》，成书约在汉代，托名为神农所著。该书收载中药365种，按照药物功能将药物分为寒、凉、温、热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并将药物按养生、延年益寿、治病和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例如该书中提出的麻黄治喘、黄连止痢、常山截疟、海藻治瘿瘤、水银治疥疮等记载，早已被临床证实疗效可靠。该书的出现为中医药临床实际奠定了药物学理论基础，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后世本草学一直受《神农本草经》理论与体例的影响。

　　第三部是《伤寒杂病论》，为东汉伟大的医家张机(字仲景)所著。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部分，分别讨论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前者按六经辨证，后者按脏腑辨证。该书第一次系统总结了中医药学的理、法、方、药，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学专著，为中医辨证论治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医学从基础到临床，形成了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有效地指导着后世医家的医疗实践。在此基础上，历史上一批有一批杰出的医林精英从不同方面发展了中国医学，丰富、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诊疗技术与方药。

　　3. 晋唐——中医学分化、融合和临床发展阶段

　　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晋唐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一批分支学科在分化中日趋成熟，如脉学、病因病机学、针灸学、妇科学、儿科学、外伤科学都出现了专著。二是临床各科蓬勃发展，一些专著如《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所录诊治经验和良方佳药甚多，其中一些名方屡用屡验，外科手术发展亦至鼎盛，足见此时临床医学盛况空前。三是随着唐朝国力大增，文化繁荣，中医学也融合来自印度、波斯等国外医学知识，成为当时世界医学中心。

　　4. 宋、金、元——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

　　唐代丰富的临床经验积累，加上宋时理学的勃兴和宋王朝对医学的特别扶持，宋、元、金时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多方面特点：一是各专科日趋成熟，专科体系相继确立。二是涌现出一些学派，不仅活跃了医坛学术气氛，更倡导了注重理论研究之风，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如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刘完素、张从正、李皋、朱丹溪，后人称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之说，用药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他为寒凉派。他的学术观点给温病学说的形成以很大的启示。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攻邪祛病，以汗、吐、下为攻去病邪的三个主要方法，后世称他为攻下派，李皋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治疗以补益脾胃为主，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朱丹溪倡“相火论”，谓“阳常有余，朋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他为养阴派。诸家见解，既丰富了中医理论，也充实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内容。三是迄止宋元，中医药学在各方面获得重大进展，例如，宋元时，预防天花的牛痘术之原型——人痘术已在中国出现，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宋末宋慈的《洗冤录》一书，又达到了古代法医学的顶峰;在唐代出现官方药典《唐本草》的基础上，宋朝又不断更新版本，扩大收录范围，并出现了官办药局的配方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些均表明中医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5. 明、清——综合集成和深化发展阶段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和渐趋停滞时期，中医学的发展也有近似的特征。明代以前，中医学在世界范围遥遥领先。明、清医学虽仍有稳步发展，但相对于西方医学，其发展速度却日见迟缓。这一时期中医学发展的特点有二：一是出现了大批集成性著作。如《医学纲目》、《证治准绳》、《景岳全书》、《医宗金鉴》等，这一综合集成趋势，是对宋、金、元、明以来医学各领域众多进展总结归纳的需要所促成的。二是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深化发展趋势。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对外感热病，经过众多医家的悉心研究，形成了著名的“温病学派”;对生命的探讨也深入到生命起源和原动力，确立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重要论断，促使“命门学说”有了长足发展;临床方面，医家们潜心于某些病证的研究，涌现出一批治虚劳、中风、吐血、郁证、痘疹的专家和专著。清朝中后期，西医学对中医学形成冲击，中西医学论争和汇通思潮也是此时中医学术的一大热点。

　　6. 进行代——坎坷进步中孕育着新的腾飞

　　民国时期，中医学的进步处于坎坷中。西方医学在中国迅速传播，再加上国民党政府试图以立法方式，扼杀中医，中医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然而，由于中医学自身不容忽视的医疗价值和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奋力抗争，她得以顽强生存下来，并有所进步。许多病证的治疗，中医学仍是首选，这一时期，已出现了具有现代高级教育性质的中医学院和专门的中医学会，以及专门中医研究机构——中央国医馆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中医政策关怀下，中医学有了长足进展，其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临床不少常见病证的诊治水平不断提高，提出了中西医学辨证辩病相结合的新思路，进行了四诊客观化研究，引进了一些新诊治手段，以及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阐发中医理论，全国的中医教育、医疗和研究机构已成规模等。其中，不少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可以说这些研究工作的深化，孕育着中医学的一次新的飞跃。